清代前期陕甘地区治理体系的变革与重构——以卫所裁并为中心

裁并卫所、设立府县,是清代前期陕甘地区治理体系变革与重构的重要内容,该举措使陕甘地区由"边疆"走向"中心"。它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遇到了诸如民族、赋役等不同于他地的新问题新挑战。清政府因俗而治、因地制宜,有效化解了因改革带来的"阵痛"。虽然清政府保留了参治于卫所中的土司,并在裁并的同时,还增设了新的卫所,但最终完成了对陕甘地区治理体系的重构,使得中央对陕甘地区的治理进入一个新阶段,奠定了今天陕甘地区的行政建制格局,打破了当地社会的二元制结构,促进了社会整合,推动陕甘地区融入王朝国家,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试论我国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历程及其特点

文章认为我国的民族地区大多处于边远地带,由于没有便利的交通条件,没有充分的人力资源,也没有完备的产业结构,这些不利因素导致我国民族地区城镇化长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化相比,我国民族地区城镇化具有鲜明的特点,政府主导和政策引导是促进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外在动力,民族地区自身的资源优势是促进当地城镇化的内在条件。     

宋代官员回避制度研究

宋代是官员回避制度的成熟时期。宋代回避制度对官员有着严格的限制,从官员科举入仕到任职期间的人事调动和任免等都给予了明确规定,其具体内容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科举回避。宋仁宗时期,科举回避制度得到发展;南宋时期,明确规定参加科举考试之人要回避在当地为官的亲属等人,而且对各地的解额也做出了严格规定,完善了回避制度;宋孝宗时正式将科举回避的规定写入省试条法之内。二是籍贯回避。宋太宗时期,下诏登记官员户籍,开始实行籍贯回避制度;宋真宗时期,针对特殊的地域状况,放松了对官员任官籍贯的限制;宋神宗时期,规定不得任用本地人为官,以免出现割据作乱的情况;南宋时期,为解决大批南迁官员的人事任用问题,重申籍贯回避制度。三是亲属回避。宋真宗时期,规定经略安抚司和监司等官,在同一个地方任官者须避亲。宋朝荐举人才时,也须回避亲属。四是同年回避。宋朝建立之初,司法案件的检查、勘验者与审判者,如果是科举同年的关系,需要回避。宋真宗时期,朝廷又规定:司法官员只须回避同年同科者,同年不同科者不在回避的范围之内;随后,又取消了既是同年又是同科及第官员互相回避的规定。五是司法回避。宋神宗时期,回避制度的范围有所扩大,实行了司法回避,南宋时期司法回避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六是同僚不和回避。宋神宗时期,同僚不和也在回避的范围之内。宋朝官员回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势力的发展,加强了中央集权,对澄清吏治和减少腐败也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受到皇权和权臣的影响,其执行难以尽善尽美,也没有改变宋代吏治腐败混乱的局面。宋代官员回避制度对今天的人事任职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要以史为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发挥回避制度的积极作用。     

论中国才子佳人文学中的两性格局与文人心态

才子佳人文学以描写文人婚恋故事为主要内容 ,历史悠久 ,影响巨大。它在两性关系上所反映出的男弱女强的畸形格局 ,与文人的依附心态和自卑情结密不可分。本文试图从才子佳人文学作品入手 ,具体分析男弱女强的两性格局 ,从而剖析文人的依附心态和自卑情结 ,探讨文人的这种心态对才子佳人文学的深层影响     

语言·命运·历史——论吉本《苏格兰的书》

苏格兰小说家吉本最著名的作品是其三部曲《苏格兰的书》。这部小说在语言的运用上独具特色 ,对女主人公命运的关注显示出这位男性作家超前的女性主义意识。而小说的叙述结构所蕴含的历史观则是进步和乐观的     

孔孟治史态度之比较

孔子的治史态度是严谨的、科学的 ,孟子在治史方面却过于主观化、片面化 ,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不同的修史原则 ,对待史料的不同态度 ,历史评价的不同标准。孔孟不同的历史观、身份和经历 ,是二人治史态度差异的重要原因。     

犯罪对象新议

传统刑法理论认为,犯罪对象也即行为对象,是指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具体的人或物。而从价值哲学的角度分析,犯罪对象和行为对象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即:犯罪对象是指受犯罪行为侵犯而为犯罪构成所必备的能表现犯罪客体的事物,而行为对象则指犯罪行为直接作用或指向的说明行为完整性的自然存在的人或物。     

生命的困境与心灵的自由——庄子的人生哲学

庄子人生哲学的根本宗旨是实现对构成生命困境的必然性因素 (“命”)的超越 ,达到个体生命心灵的绝对自由 (“逍遥”)。庄子将人生所面临的生死、时势、情欲等困境概括为一种必然性范畴———“命”。而作为“逍遥哲学”的开创者 ,庄子找到了三种超越生命困境、实现心灵自由的途径 :安命、齐物、体道